我们要给女儿什么样的生命

——致夫

老公：

    你已离家三月有余，甚是想念！

    静坐窗台前，院子里飘来桂花的清香，梧桐树叶开始慢慢凋零，三更的雨似乎下到了四更。每天想对你说的话，随着一条条微信零散地发过去，你仿佛只隔着一个手机屏，并不在千里之外。而那些生活深处的困思困虑，在这种碎片的即时对话中却再难倾吐。看到旁边酣睡的女儿，于是，我写下这封书信，用最古老而耐久的方式，记录这些郑重的思绪，让这些思绪备份在你的记忆中，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印证，留待未来某一个时刻去回首，然后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我们的女儿两岁了。这个全新的生命，到如今是完全没有自主能力的，从身体到精神意识，她的一点一滴都来自我们的熏染浇灌，这就意味着，我们正绝对主宰着她当下的生命和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对她负有绝对的责任。

    然而，我们到底会给女儿什么样的生命？我想，这取决于我们给她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归根到底就是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家。我这里所说的家，当然不是指有形的房屋，而是指无形的氛围，这个氛围，古人称为家风，这种氛围作用于女儿，就是家教。

    家在中国文化中，本具有道场的意味，是一个既独特又日常的生存气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的生命，最好的修炼场所就是家。在家练成后，走出去，支撑他的就是一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全部生活积累。一个人的精神密码，都在他的家里。所以人们对品行的褒贬，会落在“家教”好坏的评判上。而且，儒家认为，打开治国之门的密钥，也要从家这个场域中寻找。此即《大学》所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对内之于个人生命的成全，对外之于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家是着手之处，也是实现之处。

    自五四运动始，家在中国就失去了神圣性，仅仅被理解成一种与社会化生产相对的生产方式，即家庭生产。这种描述，使家成为一个因生产力低下而不得已的过渡性存在，将会随着社会化生产能力的提高而最终变得不再重要。然而，这都是现代性的偏狭看法，家是人的根本遭遇，与生产并无本质上的关联。

    这些都抽象了。还是说回我们自己的家。这个家，诞生于我们新婚之日，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却从来没有直接而认真地思考和讨论过，我们到底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家？对女儿，我们到底要给她一种什么样的家教？

“一个父亲问：‘要在伦理上教育儿子，用什么方法最好？’毕达哥拉斯派的人曾答说：‘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古希腊先哲把教子与政治共同体放在一起来思考，他们认为，对孩子最重要的家教是给予进入政治共同体成为公民所需要的德行训练。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自然人，到公民，这段路每个人都需要走，而家就是路标，也是最适宜的训练场。

    儒家也把教子与政治共同体放在一起来思考，但切入方向恰好相反。《大学》云：“家齐而后国治。”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是奠基于家的生发，从家中获得规定性。但家的规定性，又从哪里来呢？“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家与国的相互传递，是通过修身连接起来的。儒家的智慧，对齐家之道，最后归结在了修身。

    说了这么多，到底我们要给女儿什么样的家教，以支撑她未来的生命？从上文的思考来看，就有了两个方向。

    古希腊智慧的启示是：家教必须与她的公民教育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把她教育成一个好的公民，也就是对她最好的家教。爱国，有社会责任感，有公德心，等等，这都是好公民的表现。

    儒家的启示是：一切以修身为本。这个修身，把所有着力点指向自身，不以闲居而肆恶，不以造次而违仁。关于修身，儒家有大量论述，其中《明儒学案》是极佳的读本，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来读。

    这两点启示，足够我们消化一阵，延伸开来，可说之处亦甚多，希望你接着我的思考往下走，我提到的书，希望你去翻一翻。一封信言之不尽，总需要一个理由停住，那就借着夜深，就此搁笔。

此致

                                 妻

                               丙申年丁酉（西历2016年9月）